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文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莫斯科文件资料馆等历史档案保管单位和研究单位/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往来电报、信件、报告与指示：

共产国际/绥蒙、东北、宁夏、新疆等区域和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抗日战争。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献、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苏联共青团的文献，国际共产，赤色职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文献资料。共产国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了。

‘涉前苏联领导人与机构的要征询上层意见与查询主因决定与否查询。

‘和系列的个人档案，已经对亲属开放。不但可以查询，而且能够复制了。）

揭秘文献综合论述：

#-年间共产国际与中共派佛鼎、乌兰夫、联共（布）党员特布尔巴根、朋斯克、德勒格尔、奎壁、李森、三德胜、王若飞、吉合、潘恩溥、朱实夫、贾力更、勇夫乌勒吉敖喜尔、毕力格巴图尔等人先后从苏联、蒙古回国在绥远、内蒙古不同的地区开展革命运动，组织共产党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制定了具体工作计划，计划的核心组织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决。

中共成立绥蒙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衡同志任组织部长、赵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长、白成铭同志负责青救会工作。工委委员还有云泽（即乌兰夫同志）、白海峰、孔令甫、刘兴源等同志。

深入绥蒙中心地区后在大青山成立中共绥远省委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加强绥远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省委由白如冰、武新宇、刘瑞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组成，后增补贾力更为委员，白如冰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除任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还兼省委军事部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副部长，武新宇同志任宣传部部长，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部长，贾力更任蒙民部长，伊盟的赵通儒和后套的刘瑞森同志为省委委员，仍分别留在伊盟和后套工作。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蒙古、东北、绥蒙、宁夏、新疆等区域和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抗日战争军民顽强抗战，从战略上打破了日本从中国西北、中亚威胁、包围苏联的作战部署，牵制了日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和发动，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大贡献。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一条是由延安，宁夏，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转陆路或空运联系苏联莫斯科。

中共中央负责张浩，康生，中共驻新疆代表毛泽民与代表处，八路军甘肃兰州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延安中共中央。

一条是延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三边—伊克昭盟—中滩地区乌拉持旗或大青山根据地一四子王旗一外蒙古乌兰把托—苏联莫斯科的国际交通路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负责，中共绥蒙工委（后改称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中共绥蒙工委（后改称绥远省委）委员军事部长于占彪。

赵光，段占元，林廷，杨宝山等同志先后参加了这一条重要红色国际交通联络线工作。

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财政、军事、医疗、通讯、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援助使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坚持下来，在抗日战争惨烈的战争的阶段并不断壮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膨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中共中央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枪械弹药与火炮军用物资帮助，从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总收入的5.2倍，后期为1.5倍。援助直至抗战胜利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与之后，为保持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联系先后形成了满洲里、绥芬河、银川、新疆、绥远、内蒙古联系多条“红色通道”。

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开始谋求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在哈尔滨等地建立情报机构和交通线。早期中国革命者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也纷纷前往苏联。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条联系中苏两国的通道。

年中东铁路铺入我国，满洲里成了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要塞。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革命者通过中东铁路前往莫斯科是最重要的路线。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伯力城，南至大连，特别遂充分利用当时满洲里地区反动力量薄弱、距离苏联较近、交通相对便利的优势于年开辟了这条通往苏联的秘密的主要交通线。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其参加上海中共一大会议即是由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齐齐哈尔，哈尔滨，大连，上海交通线路前往。

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开通由上海、北京至哈尔滨经线芬河抵达海参崴的地下交通线。

年9月，以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武汉，指示李临铭等中共党员与驻宁夏的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在宁夏府城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当时冯玉祥将军与中共积极合作，遂使银川、阿拉善旗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线。

中共六大期间国际交通线路线是：由上海乘船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或从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至哈尔滨。哈尔滨作为中转站，可以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前往苏联：

一是乘中东铁路火车西行，经满洲里出境，换火车或马车到赤塔，再乘火车到莫斯科；二是乘中东铁路火车东行，经绥芬河出境，或乘马车或步行到格罗捷阔沃，再到海参崴乘火车至莫斯科；

三是走松花江、黑龙江到伯力城。

作为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成为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国际交通局，中国共产党在交通线的重要站点满洲里、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建立起多个交通站。

这些交通站承担着传递党内文件、情报，掩护人员往来等任务，通常是单线领导，时间、地点、暗号、密写方式全是由专人安排，秘密进行。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包括牡丹江、绥芬河、满洲里、密山和博克图等交通联络站的地下国际交通线。

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开辟了六条红色交通联络线：一是满洲里国境线；二是扎赉诺尔、二卡国境线；三是瑗珲国境线；四是萝北国境线；五是绥芬河国境线；六是佳木斯国境线。

时任的领导：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别尔金将军，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加伦将军，伯力特别红旗军四科科长卡尔波夫大校、瓦林上校科长，（情报科）四科的中国同志有周云庭、康根成、苏子元、范传甲、王光禄与苏联同志共同建立起红色交通线。

中共东北三省委各自开辟了交通线，主要有以下3条：

一是北满省委及第三路军经黑河或嘉荫、萝北，越黑龙江入苏境至伯力城，

二是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经饶河或虎林、密山，越乌苏里江入苏境，到伊曼、比金至伯力城，

三是东满省委及第一路军从绥芬河、东宁、珲春入苏境，到双城子等地。

这几条交通线的开辟，对东北抗日联军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时退入苏联境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国际交通线是在日伪统治区存在的秘密交通线，其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年至年，是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主导的国际交通局时期。

第二阶段从年至年，是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建立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与抗战时期西北、西南等以运输物资交流情报高层人员往来为主的国际交通线有所不同，东北国际交通线承载的不仅是物资的运输，更重要的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通过这条交通线得到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以及干部的培养、情报的传递等。东北国际交通线的存在是东北抗日斗争得以坚持14年的重要保证。

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在夺取新疆政权的过程中与苏联关系一度很密切，较早地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统一战线又由于新疆拥有飞机场的实际情况使得新疆在抗战期间成为与共产国际联络与人员密切联系的主要通道。

年，军阀盛世才取得了新疆的最高统治权。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苏联结盟，建立了亲苏政权。由于在新疆地区出现了对中国革命发展十分有利的新形势，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试图打通由河西走廊经新疆到苏联的国际通道，在靠近苏联连接中苏两国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取得苏联直接、方便和有效的支援。

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这一有利形势，立即向红军发来指示电报。电报称，共产国际和苏联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甚至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以便打通一条可以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年，共产国际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资料，考虑建设两条红色国际交通线。

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另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前者距离过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较好；后者虽然比前者方便，但安全性却没有保障。

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组织了一个3人小组，特别研究建立一条连接苏联和中国西北的国际交通线问题。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斯大林特别叮嘱中国代表团的林育英，向中共中央转达他在红军战略发展上的明确意见。斯大林希望红军主力向西北及北方发展，靠近苏联以便建立起红色国际交通线。

中共中央与斯大林的想法不谋而合。年8月，中共中央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北发展，争取“地理上接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的战略设想。但由于张国焘的反对，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单独北上。

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通往苏联的交通线有两条：

第一条是由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苏联莫斯科。

第二是经甘肃、宁夏，到达绥远的定远营（阿拉善），蒙古库仑，苏联莫斯科。

邓小平年底受共产国际派遣与王涤亚、朱逸尘等人一起由苏联莫斯科经蒙古库仑（今乌兰巴托）绥远的定远营（阿拉善）前往宁夏冯玉祥国民军工作。

《共产国际运动》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内蒙古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年，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同意，决定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蒙古族干部中选派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联共（布）党员特布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等5人回国。6月末，乌兰夫等一行5人在蒙古国与共产国际驻蒙古国代表阿莫嘎耶夫和中共驻蒙古国党组织负责人王瑞符会面，共同研究和部署回内蒙古开展工作问题。根据内蒙古革命形势和任务，商定佛鼎等分三路回内蒙古。佛鼎、乌兰夫与在乌兰巴托的奎璧、李森、三德胜为西路回绥远，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并以佛鼎、乌兰夫、奎璧3人成立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任书记，后佛鼎回莫斯科，乌兰夫任书记。8月19日，乌兰夫等人随经商驼队到达大青山北麓，成员就地分散开来，乌兰夫负责以绥包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他和中共地下党员李森在美岱召、把什、察素齐等蒙古族为主的村镇建立联络点。美岱召内的达赖庙是乌兰夫、李森等同志革命活动的主要联络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运动》

共产国际一直 　　

日本觊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明治末叶，一批浪人出于扩张野心，已着眼于研究中国的伊斯兰教问题。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来到中国，专赴西北及东北各省，从事所谓的“回教之独立运动”，先在辽宁组织“黑龙会”，冀图鼓励组织“大回回国”，虽因阴谋破产而回国，但其阴谋却得到日本朝野极端势力的支持。不久，由“黑龙会”派出的川村狂堂(又名川村乙麻)以假入教为名，由大连来华，历经东北三省，旅至北平，复由察绥转入绥远腹地，折入河套。再沿河西走廊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后折回循祁连山南麓入青海，素有“中国小麦加”之称的甘肃河州逗留3个月之久。川村狂堂前后在中国逗留达30年，“专门调查中国回教之种种问题”。

日本把“满洲国”作为生命线来建设，同样方法建立“蒙古国”，就可一扫亚洲各民族对日本的疑虑。受此影响，甘肃、新疆的回族必将兴起建立“回回国”。进而，西藏也会与日本相提携。环绕中国外围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西藏国”等国家联盟一旦形成，就会迫使中国不得不与日本合作。通过该环状联盟还可以给外蒙古、中亚、波斯、印度、安南等极大政治影响。日本帝国成为真正的盟主，达成世界的雄飞，就不是迷梦。日本关东军人员潜入绥蒙西部，拉拢蒙古王公，培植亲日势力。策划在百灵庙、额济纳、定远营以及青海建立特务据点，建设北上库伦攻击赤塔和进入新疆、中亚的基地。

“七七事变”前，绥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征服“满蒙”的政策影响下，于年7月，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带领一些蒙旗的王公贵族在百灵庙提出“蒙古高度自治”的要求，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渗入绥远西部，渐次渗透到甘、宁、青一带。

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各盟旗王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在联合委员会下以张家口为中心，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年联合委员会又与“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五个盟为核心，另加上察南、晋北两个由「自治政府」改制的「政厅」。盟下辖旗与市，政厅下辖县与市。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起两「政厅」皆改制为省，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下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怀安、怀来、龙关、赤城、延庆、蔚、涿鹿、阳原等十县；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下辖大同市及大同、怀仁、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邱、朔平（右玉）、山阴、应、朔、左云、平鲁等十三县。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侵华日军利用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中国蒙古地区炮制的伪政府。伪蒙疆政权一直处于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建政之初，最高顾问之下，政务院各部和伪蒙古军均设有日本顾问，各盟、市、旗、县均设有日本特务机关长。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时，更由日本顾问直接担任最高长官总务委员长。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有更多的日本人直接担任各部次长或职能机构主官，地方各盟、市、政厅也均有日籍次长或日本参与官。

年10月28日，在日本的授意下，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方面指定云王（未到会）为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陶克陶、吉尔嘎郎、王宗洛分任部长。吴鹤龄任参议会参议长，日本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 　　

年3月，云王病逝。7月，德王又主持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会议推选德王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仍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继任副主席。政务院之下又增设民政、畜产二部，由王宗洛改任民政部部长，雄诺敦都布接任保安部部长，郭尔卓尔扎布任畜产部部长。后来又增设交通、教育、司法等部，由于兰泽、金永昌、补英达赉分任部长。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察哈尔（不含察南）、绥远二省日本占领区。德王将归绥县城恢复蒙古旧称，汉文写作厚和豪特，升格为市，作为政府驻地，包头也一并升格为市。又将原归化城土默特旗和察右四旗地域各旗县合并新设巴彦塔拉盟。各盟统一设立盟公署，正式建成一级地方行政建置。行政区域重新调整后，伪政权下辖锡林郭勒、察哈尔、伊克昭（实只占一小部分）、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五盟和包头、厚和豪特二市。 　　

年11月，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对察、绥、晋北统一实行殖民统治，指使蒙、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派代表签订协议，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其职能为处理三政权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金井章二任代理总务委员长兼最高顾问，凌驾于三伪政权之上，控制了经济、交通等命脉。年4月，日本驻军又宣布德王为联合委员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日本不顾德王的反对（不愿与汉族伪政权合流），将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察南、晋北伪政权首脑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二仍为最高顾问，参议长、蒙古军总司令仍分别为吴鹤龄、李守信。政务院长为卓特巴扎普（后由吴鹤龄继任），补英达赉、松津旺楚克等分任最高法院院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原察南、晋北辖区改为与盟平行的政厅。同时，仍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只是将政权旗帜改为红（赤）蓝黄白四色七条旗，红色居中象征日本，取“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之意，进一步显露了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为进一步收买和控制伪政权首脑，德王、李守信等人及伪蒙疆各种军政代表团曾受邀多次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内阁总理大臣等军政要人的接见和款待。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之后，日本又指使伪蒙疆政权与汪伪政权签订协议，蒙疆承认汪伪为继承“正统”的新中央政府，汪伪承认伪蒙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其后，汪精卫还曾到张家口访问视察。年，日本侵略者投降，蒙疆政府垮台。

被新中国逮捕判刑的部分伪蒙战犯：

德穆楚克栋鲁普　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

蒙古军总司令（年4月9日获特赦）

李守信 　　伪蒙政府副主席、蒙古军上将

副总司令（年12月28日获特赦）

陈绍武 　　伪蒙国防部第二厅少将专员（年11月28日获特赦）

雄努敦都布 　　伪蒙疆政府保安队长（年12月4日获特赦）

甘珠尔扎布 　　伪蒙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年4月16日获特赦）

宝贵廷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少将司令（年4月16日获特赦）

乌云毕利格（赵城璧） 　　国民党绥蒙党部书记长，调统室主任（年3月19日获特赦）

杜运宇 　　伪蒙政府交通部长（未及特赦即病故于管理所）

沙克都尔扎布（称沙王），是成吉思汗第30代孙，达延汗第16代孙，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年），于民国34年（年）去世，是一位在内蒙古尤其是西蒙地区很有威望、影响，很有号召力的王公。

历任职务曾任伊克昭盟札萨克旗泌称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札萨克、伊克昭盟盟长、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委员长、绥远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

年7月（“张鼓峰事件”）和年5月-9月（“诺门坎事件”）对苏联进行两次进攻失败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积极北进”变成“暂止北进”。

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建立“大东亚新秩序”，8月又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9月派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今越南)，并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形成了加紧侵占南方的态势。同月第二次近卫内阁通过《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纲》，标志着日本正式把“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予以推行。年7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把解决中国事变和“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国策基准，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秘密对苏备战，以伺良机。这意味着日本暂止战略上放弃了“北进政策”。

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尤其是随着日、美矛盾的激化，日本将南北并进战略统一为南进战略。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等待苏德战争胜败趋势这段时间．在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对日本侵略军的牵制下，苏军集中力量对抗德军，战争形势对苏联日趋有利，同时对日军更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证了苏联东面战场局势的稳定。年至年间，德国军队遭遇两次大败，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在年7月20，德国要求日本参与对苏战争，但遭日本拒绝，日本为加强南进，“不辞对英、美一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推行其所谓的“南进政策”。日本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是选择了同美、英等国的战争，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日军在中国战场受到牵制和消耗，特别是活跃在蒙疆地区这一对苏作战前沿的中共党政组织与八路军对日军构成了重大威胁。虽然当时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竭力主张发动对苏战争，日军也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调集军队准备随时进攻苏联，但最后不得不放弃。其原因主要是远东苏军并没有大规模调往欧洲，而且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打击、牵制，打乱了其突然袭击计划的准备和实施。大青山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争就充分发挥了这种战略牵制作用。

首先，当驻蒙军发现进入大青山的是中共绥远省委和党政组织与八路军正规部队后，即将其视为重大威胁，反复进行“围剿”，但都没有赶走八路军，使蒙疆这个日军对苏作战前沿始终未得安宁。年11月驻蒙军参谋部绘制的《蒙疆地区敌情要图》指出，在巴彦塔拉盟以北阴山山脉中的共产党军队，由于后宫部队在大滩地区的“扫荡”而分散活动，但其后又开始集结。八路军师旅团在厚和与武川间领导着京包线以北地区的“赤化工作”。另外，李井泉支队在百灵庙方面活动。蒙疆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大力恢复老地盘并开辟新区。他们放弃了向东部发展，改为向西活动。驻蒙军作战警备报告称，大滩附近有八路军李井泉支队多人，对此，26师团和蒙古军第3、第7师在京包铁路沿线和武川、乌兰花地区进行“围剿”。年2月，驻蒙军司令部的《敌情要图》称：“在厚和北部阴山山脉南侧有小股共产党游击队秘密活动，扩大共产党政治势力，收容其他抗日武装。其动向值得注意。”年5月，驻蒙军司令部战报称，4月间26师团主力从丰镇、卓资山、厚和、凉城方向合围，八路军主力虽然受到打击，但撤出包围转移到了厚和、大滩、武川三角地区。中共绥远省委和党政组织与八路军始终坚持在大青山活动，日军并未达到将其驱逐或歼灭的目的。

中共绥远省委和党政组织与八路军不但没有被驻蒙军打垮或逐出，反而经常开展交通破袭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使日军在整个蒙疆地区都受到威胁。确保交通运输是日本进攻苏联的重要条件，根据日军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制定的《在中国紧急陆路交通对策》，驻蒙军迅速对蒙疆地区的交通资源进行调查。但是，共产党对日军交通线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原驻蒙军特务机关的军官回忆称：“京包线以北的大青山地区是共产党的巢穴，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袭击铁路沿线的车站，仅仅依靠少数的日军根本无法捕捉并歼灭他们。”共产党的活动威胁到蒙疆全部地区，曾任伪蒙疆政权晋北警察厅长的平下喜代吉称：“共产党开始是在与华北交界的山区进入蒙疆地区内活动，但后来日益扩大势力，从南向东发展，挺进到蒙疆北部。年又将其势力向蒙疆西部扩大。国共协力向西部发展，再由蒙疆北部山区向东迂回，从南到东包围蒙疆，使蒙疆孤立起来。”共产党对蒙疆地区的日军形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防止中共延安和绥远省委八路军与苏军和外蒙军的相互呼应，驻蒙军将对付共产党作为“治安讨伐”的重点，由此大量日伪军受到牵制。年7月的驻蒙军报告称，诺门坎事件爆发后，外蒙古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的监视兵力逐渐增加，中共军队则要利用这个机会试图进军热河，其一部已经在京包线水灾后开始北上。晋西北八路军在长城一线两侧活动，其意图不明。

年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驻蒙军兵力配备要图》也标注强调：“蒙疆的共产党按照延安的指示建立起了由厚和与外蒙古苏联方面的联络。”

年3月，驻蒙军在一份报告中称：以诺门坎事件为契机，外蒙古的苏联军队显著增加，“虽然目前形势尚不紧迫，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必须应对紧急事态的发生，要着力于对苏作战的准备。”而在对苏蒙前沿的蒙疆地区，“共产党方面的军队主要在察南东部、晋北西部、巴盟蛮汉山、阴山山脉内潜伏活动。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涉及到全蒙疆地区，不但其活动日益剧烈，而且有与外蒙古联系的动向，必须全力扫荡、讨伐。”由此，“驻蒙军的治安重点是共产党及其军队，要积极不断地讨伐并进行各种顽强的剿灭共产党的特殊工作。”驻蒙军还提出：“要在军方指导下进行经济封锁，由政府负责，重点指向共产地区。”八路军成为牵制驻蒙军的主力。

共产党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通过游击战打击、牵制和消耗日军，以此达到战略上配合、支援苏联的目的。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急切要求中共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对此，毛泽东认为，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弹药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对敌作战及其效果证明，中共领导人通过灵活、广泛的游击战大量牵制敌人，从战略上支援苏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年间共产国际与中共派王若飞、吉合、潘恩溥、乌兰夫、朱实夫、贾力更、勇夫等人先后苏联、蒙古回国建立地区共产党统一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制定了具体工作计划，计划的核心组织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决，打通共产国际联络路线。王若飞、吉合、朱实夫、乌兰夫、贾力更、勇夫等人回国路线是从莫斯科-蒙古库仑（乌兰巴托）-二连浩特-四子王旗-归绥（今呼和浩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遣军队入侵内蒙古、绥远。日本同步派特务入侵宁夏地区，共产党人苏剑啸、周仁山等争取时任额济纳旗防守线司令部少将司令的塔旺嘉布郡王，阿拉善旗蒙古部分王公逐渐走上抗日道路，他们的王府与地域也成为共产国际苏联与外蒙古与中国革命的秘密通道站点。

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绥蒙工委后改称中共绥远省委组织开辟了二条重要红色国际交通联络线：

一条是延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三边—伊克昭盟—中滩地区乌拉持旗到—外蒙古乌兰把托—苏联莫斯科的国际交通路线，

另一条是延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三边—伊克昭盟—大青山根据地四子王旗到—外蒙乌兰把托—苏联莫斯科的国际交通路线。

领导者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中共绥蒙工委（后改称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中共绥蒙工委（后改称绥远省委）委员军事部长于占彪。

赵光，段占元，林廷，杨宝山等同志先后参加了这二条重要红色国际交通联络线工作。

年随着国民党反共磨擦不断升级，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翻了脸，在新疆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蒋介石也决定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共中央和苏联决定把经新疆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改为经北线，即“蒙古——绥远”的线路进行运输。

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如果八路军能够打通延安经由绥远到外蒙之间的通道，苏联就可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详细通告了中共中央通过蒙古转运武器的3个方案：第一种，组织精锐的小股骑兵部队（2～3个骑兵连，每个连配备匹马）定期往返于这一路线上运送武器；第二种组织大部队（1万人左右，配备0匹马）接收并运送武器；第三种收买镇守绥远的傅作义（可以用金钱收买，也可以向其提供部分苏联军援）以方便运送武器。实际上绥远与蒙古交界处人烟稀少、水源短缺，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因此中共中央实际上是否定了第二个方案，将第一和第三个方案提请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裁决并尽快回复。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专门就此事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协商。不久，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表示正在对此援助方案进行研究，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复，要求中共对此事绝对保密。

后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从年开始中共新辟国际红色联络路线二条，一条由陕甘宁边区三边经伊盟、桃力民至中滩乌拉特旗到乌兰把托外蒙古／苏联莫斯科，另一条陕甘宁边区三边经伊盟、大青山根据地四子王旗至乌兰把托外蒙古／苏联莫斯科二联络线。己有红色苏俄蒙古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另据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朱绶光在呈蒋介石的密电中称：“中共自苏联有由大青山经内蒙打通路线之企图，并取得现款枪弹大炮等接济等情。”此外，有苏联红军的汽车运输依·戈·明卡有对此交通线方面的回忆称：“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绥远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最终将武器交给当地绥远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第二支队的接受部队。

年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准备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与蒋介石决裂。2月1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称：“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彻底破裂之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那时我们无疑将会处境艰难，受到来自日本和蒋介石两个方面的打击。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但苏联方面认为国共两党关系仍可避免彻底破裂，此外苏联为了防止国共两党分裂和内战，在暂停对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暂停向中国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认为国共两军团结抗战最符合苏联本国的利益。如此一来，蒙古——绥远的红色国际交通线在皖南事变之后军事物资就不再使用此交通线。

除了以上军事及各种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的红色国际交通线，中共中央延安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莫斯科之间，还构建了一条绝密的通讯情报交通线。

长征时期，由于大功率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中断，各种指示和援助也随之中断。年春，刘长胜携共产国际电讯密码由莫斯科启程归国，历经一年的长途奔波，于年春到达陕北。很快中共中央便建立了一条从延安到莫斯科之间，专门用于传递情报、文件和资料的绝密红色交通线，也被称为“第三国际路线”。这条情报专线所途经的地区是：延安——庆阳——固原——靖远——兰州——河西地区——乌鲁木齐——莫斯科，其中延安、兰州和乌鲁木齐是中国国内的三大中转枢纽。乌鲁木齐、兰州都有苏联内务部和苏军的情报人员，中共的方针就是掩护、协助他们工作。此时，虽然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但由于电台功率小，设备差，通讯困难。后来，苏联送来了新的电台设备。年任弼时回国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电报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延安。任弼时即在延安小砭沟筹建专门负责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机构“农委”。年11月，农委正式开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其中极端绝密和十万火急的电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和处理。当时在中央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这个电台。当时担任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曾回忆：“当毛主席确知通讯联络工作已经可靠地建立起来后，他就开始写较长、较具体、较详细的情报了。有的电报长达数千字，甚至万余字。每当这时，一份电报就要分若干次拍发。每次，毛主席把电文送给任弼时，由他交我译出，然后我又同任弼时一同校审，定稿后才发出，来电由我译出后，也是先送任弼时，由他交主席处理。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毛泽东保持延安和莫斯科通讯的这一专线通道，直到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才停止。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电讯往来，则有苏军情报组的电台承担通讯任务。当时在延安枣园，苏军情报员弗拉基米罗夫化名为“孙平”，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随时保持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来往的电报均须通过孙平的电台发出。经毛泽东批准，孙平的电台主要由中共中央社会部、八路军总部、新华社、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其提供情报。据师哲回忆说：“孙平的电台几乎成了毛主席的电台。孙平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也随时可以叫他来。”

中共中央通过国际交通线，在保存革命力量、培养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西路军左支队人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西行从甘新边界进入新疆。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建议联共（布）批准这部分人到苏联留学，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人到人，其余人员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央表示反对，决定在乌鲁木齐成立军校，由苏联提供经费和师资，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这里学习。乌鲁木齐军校开设的课程包括飞机驾驶、炮兵射击、装甲兵技术、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此后，军校也开始招收部分八路军官兵，到年，学员人数已经达到余人。这些干部战士完成学习任务后，除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同志外，其余分批乘飞机或汽车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干部战士被盛世才当局逮捕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经张治中的帮助也于年6月安全回到延安，成为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人才，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及高金城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在甘肃河西走廊对西路军将士进行组织营救，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精华力量，使他们沿西北国际交通线从河西到兰州，然后设法从兰州或西安直接进入解放区回到延安。多名西路军将士正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在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营救下到达延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苏联援华物资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运往中国抗日前线，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八路军驻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上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和药品、书籍的转运任务。年底到年初，由苏联出钱，新疆人民首批支援八路军的2万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长武，再由三八五旅收转运往抗日前线。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时，带着高射机枪4挺、子弹万发、西药公斤，沿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延安。年1月，邓发用新疆人民捐献的万两新疆币，在苏联购买了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沿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着机枪4挺、子弹43万发，分别乘飞机、汽车从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延安。这些战略武器和物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及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往来于中苏之间，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期间，利用红色国际交通线往返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亚楼、陈昌浩、邓颖超、王明、康生、林彪，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也是从莫斯科到达兰州，再经八路军办事处转抵延安，最后返回越南领导革命斗争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年6月，王稼祥携带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重要文件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回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团结与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共赴苏联学习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进步人士以及经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选送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都是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到达目的地的。

红色交通线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急需的医疗设施和药品。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长期遭到封锁，各种医疗设备尤其是药品奇缺。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红色交通线向中共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援助。年3月13日，邓发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已经收到一批药品，进而指出在武汉和广东沦陷后很难在国内弄到急需的药品，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援助，按照已经收到药品的双倍数量再提供给中共下一批援助。年2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延安等地有爆发瘟疫的危险，要求援助供30万人使用的抗菌药。4月23日，共产国际询问中共中央是否可以将药品寄往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对此给以肯定的答复。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治疗痢疾、伤寒和霍乱的药。除此之外，毛泽东此时右半臂麻痹，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对症的特效药，派来优秀的内科医生予以治疗。目前虽然没有文件能够证明共产国际是否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但从毛泽东个人后来的健康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医疗援助。

安排中共干部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赴苏联治病疗养。

长征途中，中共许多干部都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疾病，到达延安之后，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此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安排了一批中共干部通过红色交通线赴苏联治病疗养。年底，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先由延安到达西安，再从西安转经兰州、乌鲁木齐，历经几番波折后抵达莫斯科。年冬，林彪经兰州赴苏联就医，年春返回，经兰州、西安，10月13日到达重庆。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两个月后，周恩来途经乌鲁木齐，赴苏联治疗受伤的胳膊。9月13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并进行手术和治疗。

抗战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通过国际交通线获得援助的中国军队，担负起全面抗击日军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挺进敌后，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红色国际交通线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财政、军事、医疗、通讯、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援助，使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渡过抗日战争最为困苦的阶段并不断壮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不仅牵制日军并坚持下来，还较早地发动了对日战略大反攻。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央军委为加强大青山地区的对日作战和反顽斗争，于年2月派晋绥军区步兵9团进入大青山。7月又派步兵27团入绥，统归塞北军分区指挥。同时，晋绥军区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绥蒙军区率先开展了对日大反攻，将大青山地区敌人压缩到平绥铁路沿线。八路军不但对归绥发动攻势，解放伪蒙疆政权首府张家口，还配合苏蒙联军作战，在商都、百灵庙和张北与苏蒙联军胜利会师，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日本与俄国后来的苏联在远东争夺、对抗，日军除在中国东北与苏军对峙外，在中国西北地区构筑计划，策划由内蒙古西部进入新疆、中亚，与德国联手，从南线威胁苏联，在战时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孤立其远东地区，配合关东军进攻苏联。这是日本对苏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蒙古、东北、绥蒙、宁夏、新疆等区域和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抗日战争军民顽强抗战，从战略上沉重打击了日本从中国西北、中亚威胁、包围苏联的作战部署，牵制了日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和发动，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并肩战斗下，迫使日本正式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4年、西部地区8年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驱逐出内蒙古和中国的土地。

选自《文史编委》